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如顾炎武云：“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过于李贽。”如王夫之云：“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和《明史》的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近乎唾弃了。
其实，即使如李贽最看重、最推许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的焦竑，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当他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时，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丛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贽的名字。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颇有点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