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解散晓庄师范的反响
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派兵封闭。胡汉民在立法院发表的《解散晓庄师范学校的原因和经过》的演说中，给陶行知及晓庄师范罗列了“勾结国家主义，图谋不轨，受冯玉祥的接济，散发传单，抄袭共产党的捣乱方法”等罪名。这一举动，引起了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铁报》记者则认为，“晓庄师范确为国内最完善之学校”，师生与农民“亲爱如兄弟”，其教育理论“深得人心”。政府当局不应“摧残教育”，应“早日启封”晓庄师范。金海观认为，晓庄师范的实践活动改变了“许多传统教育者的观念”。勒令解散晓庄，“不免令人对于乡教前途感到失望。”
3.人口统制与教育
1931年，陶行知以何日平的笔名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篇文章，指出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是：“教人少生孩子，教人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人称陶行知的人口统制之教育论，或陶行知的五生主义（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引起教育界一场人口与教育的讨论。天津《大公报》明日之教育专栏增设“人口统制与教育专栏”。该专栏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文章认为：陶行知人口统制教育论，“不但没有丝毫的正确性，反而充满了可悲的错误与危险的作用”。追随陶行知左右的青年，有意无意将成为陶行知主义的祭品。陶行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认为，控制人口过剩的陈腐理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的谎话，陶氏显然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