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独立为四部之一，且又可以分为十三类，足以反映其多途发展的气象。其中，“正史”撰述尤其受到重视：“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4]刘知幾《史通》除有《古今正史》专篇（含编年体史书），还有《杂述》篇列举“史氏流别，殊途并骛”的盛况。他把“史氏流别”概括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此外，南朝萧统编纂《文选》，专立“史论”一目。刘勰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是关于史学批评的专文。史注也大为发展，裴骃《史记集解》、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音义》、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自注，皆史注名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家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大量的皇朝史著述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评、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盎然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