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的主要指控的事实为：马骥祥应负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1、没有采纳渤海二号钻井队长刘学的合理建议。2、对拖航会议的错误决定，在11月23日和24日的两次局领导碰头会上未予纠正。
被告王兆诸应负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除上述两点外，还有：1、身为主管副局长对没有排压载水，违章拖航未予制止；2、天津、河北、山东三台大风警报发布后，未采取停止拖航的措施。
被告张德经应负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身为调度长，对技术问题未采取措施：1、不排压载水而决定拖航；2、未采纳刘学的合理化建议；3、面对大风警报，总调度应停止当日拖航；4、召集拖航会议，作出错误决定。
被告蔺永志应负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身为船长，在渤海二号遇险时，未发国际呼救信号，抢救不力。
30多年前，我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不久，本案的开庭时间安排的又非常紧迫，承办这样重大而带有技术性的全国大案，董师凯等四名出庭律师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当时，社会舆论对被告十分不利，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当辩护律师出庭为被告辩护的消息传出以后，有的市民找到法律顾问处提出抗议：他们这些被告对人民、对国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