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毕生以革命为职志的政治家,孙中山虽然在民国成立与护国战争后均对政治表示避让与消极,但他仍然有着近于职业的政治敏感和强烈的革命进取心。1917年初,当北京政治因中国参战问题而复趋动荡,随之督军团干政,国会政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中山即以其政治敏感及其对共和民主的责任心,表示反对中国参战,反对军阀干政,并为此在南方预为布置。5月,他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告以黎元洪请张勋调和,“是即降于叛党”,“若不投袂急起,与川和好,联合出师,非独民国沦亡,将来蚕食所及,西南亦无以自保。及今早图,庶无后悔。"6月8日,孙又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等,明示“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唯一之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他还在致友人书中坦承自己的心迹:“现值时局已非,共和国家被倪逆(倪嗣冲)等推倒,刻以挽救为重,须俟共和恢复,当继办民生。”此时,海军总长程璧光有感于共和受胁,向黎元洪进言南下又不得其回应,遂自行南下,于6月9日抵沪,向孙中山表示愿为前驱,成为孙可依靠的基本力量(7月21日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林葆怿部离沪南下广东)。因为孙中山“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国海军官兵主要是广东、福建两省籍人,其中的广东人出于地域、感情等因素,较为偏向于孙中山,程璧光即为孙的香山同乡,海军由此成为孙中山护法的基本依靠力量与此亦不无关系,这也反映出地域因素在民国政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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