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
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著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