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世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发达国家通过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和统治地位，依托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和剩余价值剥夺而维持本国高福利社会的模式难以持续，因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债务持续扩张，两极分化日趋严峻，急需进行深刻变革。
就特朗普目前强力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运动而言，需要具有比较优势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美国政府能够动用的工具主要就是降低税收。然而，降税很容易实现，会很快减少政府税收，但要通过再工业化扩大产值弥补减少的税收则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必然会进一步扩大业已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同时，制造业回归，还需要配套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支持。近30年间美国公路、铁路、桥梁等基本上没有改扩建，再工业化需要大规模改造和新建基础设施，这会增加政府开支和债务。因此，再工业化的这个特殊时期能否如愿度过，面临巨大挑战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自然就是提高进口关税，向外转移矛盾，一方面增加税收弥补国内亏空，同时也抑制国外相关制造业的出口和发展，促使制造业转移美国，可谓一箭双雕。但这种做法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或反制。即使美国这样做能够大规模减少贸易逆差，减少外债，但势必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产生其他新的问题。有数据显示，世界各国拥有的美元储备，主要投放到美国，基本收益率不足3%（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上都低于3%，危机后量化宽松时期更低），但美国运用这些资金对外投资，近20年复合收益率大约为18%，由此可以获得巨额资本项下的超额利润。一旦失去这种优势，将对美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预示着，美国不进行深刻的变革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