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余子侠:《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页。
[5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53页。
[59] 参见黄仁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墨学渊源》,载于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63页。
[60]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极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则对人生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正。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参见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笔者说陶行知成为他自己观念中的“基督徒”,也意在说明,陶行知观念中的“基督教”和“基督徒”,已经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妨也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化的基督教”和“中国式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