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余子侠：《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1页。
[5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53页。
[59] 参见黄仁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墨学渊源》，载于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63页。
[60]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极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则对人生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正。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参见钱穆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页。笔者说陶行知成为他自己观念中的“基督徒”，也意在说明，陶行知观念中的“基督教”和“基督徒”，已经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妨也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化的基督教”和“中国式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