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文学相比，“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的文学尝试很像是为五四文学准备的一次不很成功却富有生气的预演。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而且这种现代性是多元混杂的。在鲁迅身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因素同时并存，在其他五四作家身上也都是如此。这与五四时期文化上的多元混杂是一致的，尼采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曾受到追捧。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还在弘扬西方的个人主义，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李大钊传播的马列主义很快感染了陈独秀。虽然陈独秀的转变对五四文坛影响并不大，因为受新文化洗礼而起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都推崇个性自由；但是，在后起的留日文人冯乃超、李初梨等将五四文学的西化方向由欧美转向苏联之后，创造社元老纷纷转向，后来连鲁迅、茅盾等作家也加入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中，从而使整个文坛主流的西化方向发生了转折。于是，推崇个性自由的五四文学精神很快就被一种新的崇尚群体的文学所取代。尽管在1949年之前，五四文学的多元混杂特征一直顽强地显示着活力，但是至少从“左联”开始，文学确实是在从多元混杂的现代性走向超现代的一元模式。所谓“一元超现代模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这一模式的一元排他性就显示出来了。因为这个文学模式声称是对现代的超越，故称之为“一元超现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