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剧烈的个人经历，是与当时对来自西方的思想潮流日渐增多的批评相对应的。1922年1月，他警告盲目借鉴外国的东西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如果我们吸收国外所有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不能得到任何满意的东西。”[24]实验主义扩展了它的逻辑结论，整个“新思潮”屈服于对它的分解和适应的压力。
过去的和国外的经验，只有在对国民的活力和健康有利时，我们才能吸收，批判和实验的态度具有创造性。唯有以这种态度，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适应国民生活需要的教育。[25]
正如回国留学生应和中国的环境相融合一样，外国思想的流入也应和中国内部发展的溪流相融合。
1920—1923年，陶行知逐渐专心于平民教育的计划。他清楚地知道，即使一个改革了的学校制度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也是力量甚微的。他说，中国不能“指望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后来担任国民责任。”国家的振兴，要靠大规模的成人教育。[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