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为了替自己亲政扩大影响、延揽声誉，宋仁宗增加了进士及诸科的名额，并且特开恩科，对历年来举场沉沦失意的士人，格加放宽尺度，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柳永终于在这次科举中及第了，有可能就是以恩科特奏名，而得到“同进士出身”之身份的。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中举后的柳永，官运并不亨通。他的首任职位是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属初等幕职官。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载，柳永到任方月余，知州吕蔚即具状荐举之，但侍御史郭劝以其与制不合，加以驳回。对柳永来说，初入仕途，即改官受阻，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宦游的艰辛，再加上幕职官风尘作吏、供人驱使的境地，使他产生了对官场的厌倦之意，如他在睦州所作的《满江红》中说：“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就是这种情绪的流露。此后整整八年，柳永都未得升迁。直到庆历三年（1043），朝廷下诏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一次机会。但这次仍然没有成功，据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彩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但此后不久，柳永终于由泗州判官改为著作佐郎，得以升为京官，结束了“久困选调”的处境。柳永改官后，循资而迁，三年一转，由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官终屯田员外郎，故后世称之为“柳屯田”。此时柳永当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宋代官员七十岁致仕，柳永致仕后荣誉性地转了一官，为屯田郎中，故亦称之为“柳郎中”。上述官职在宋代都属于寄禄官，并非是实际职务，按照宋代制度，改官后的京官必须先外任县令，柳永当也不例外。《余杭县志》卷一九职官表上载柳永曾任余杭（今属浙江）令。明代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残文，谓柳永改官后曾任西京灵台（可能是指陕西渭南县）令。罗烨《醉翁谈录》庚集卷三谓柳永曾宰华阴（今属陕西）。《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尝监晓峰（在今浙江定海）盐场。但具体何时则都难以确考。这些职务宋代叫“差遣”，是官员实际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出，柳永所任的多是地方小官，而且他宦游的地域范围是比较广的。因此柳永后期作品中，虽不免仍多怀旧之词，但早年的风情明显减退，如《长相思》中所云“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于是游宦羁旅便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其中又以作于江淮和两浙一带的居多。另外他在任晓峰盐场官时还写过一篇《鬻海歌》，是反映盐民生活疾苦的诗作，这与他早年风流浪子的面目就有很大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