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辩护人，有什么要反驳或补充的吗？”
静之：“有。”
法官：“请讲。这一次，我要限制你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
林超然不再望着静之，抬起手腕，低头看表。
静之：“本人认为，法律对社会的作用，不在于威慑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而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公民生活的安全。判决是以法律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的特殊教育。既曰教育，便有效果如何的问题。有因才有果，无好可言的‘文革’时代，即不但完全改变了，而且严重伤害了一个青年的成长期，这是因为我的辩护，意在提醒法官量刑时考虑到因果之间确有不容忽视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也只不过要求从轻判处，而并没有要求无罪释放。这证明，在我们所依据的法律理念中，是并不回避被告犯罪的主观责任的。而对方要求严判，却是根本忽略了客观因素。如果按照对方的威慑思维来从重判处，那么连冉·阿让也丝毫都不值得同情了，芳汀也不值得同情了，雨果更显得迂腐可笑了，我们可能就没有《悲惨世界》可读了。而沙威，倒似乎更可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