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学医的热情就这样被浇灭了。
杨绛喜欢文科，但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学和政治。父亲此时正开律师事务所，她觉得自己如果做了律师，可以在事业上帮帮父亲，还能借此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为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杨荫杭却坚决反对女儿学法律。大概是看透了律师行业的不公与妥协，他不忍女儿重蹈覆辙。无法，杨绛最后选择了政治学。
世事弄人，不喜欢政治的杨绛偏偏选了政治学作为专业。她倒也因祸得福，既然对本业没兴趣钻研，便有了大把时间读喜欢的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杨绛作为文科生，也会经常与费孝通等人讨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量向等问题。那时她没能完全搞懂这个问题的意思，直到1935年出国前，她坐在房间，想着三年后能不能继续回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这个命题：虽然地方还是老地方，但已不是原来的所在了，因为地球随着时间流逝在转动，一切空间都发生了偏转。
虽然对本专业投入的精力不多，但杨绛是不需要死读书便可以取得好成绩的女生。当时一般大学将成绩分为五等，东吴大学则分六等：一等最好，六等最次。一二年级时，杨绛因贪玩功课并不拔尖，有些科目成绩偶尔会掉到二等去。到了三四年级时，杨绛每门成绩都能到一等，连“四肢发达”的体育也不例外，成了学校为数不多的“纯一等”的学生。杨绛还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1928年英文级史和1929年中文级史都是出自她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