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蒲州民变之后，康熙三十六(1697)、三十七年(1698)两年之间，全国各地发生民变多起。这些小规模的民变使康熙皇帝感到不安，进一步推动了他以反对私派为中心的察吏活动，不仅私派激变者要受到严惩，而且一旦发现地方官吏有问题，不待激变，即予撤换。山东饥谨，百姓乞食，巡抚李炜竟不奏闻，康熙以“不知抚恤百姓”罪，将其革职；直隶巡抚沈朝聘以老病令其休致，命原任河道总督于成龙“以总督管直隶巡抚事”;云贵总督王继文来京陛见，因未陈奏属官贤否及小民疾苦，令其休致；山西新任巡抚倭伦，包庇属下知府亏空库银仓米，降三级调用，布政使齐世武亦因事降一级调用。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征收钱粮每两加派银一钱二分，除送四川巡抚能泰等银二万零二百两外，共入己银二万七千余两，按律应拟绞刑，以病故勿议，能泰被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赵风诏，巧立税规，勒索银两，私吞银十七万四千余两，被拟斩立决。由此可见，康熙由重视民生、民变，而对官吏要求甚为严格，不仅严惩私派勒索小民者，即不关心民间疾苦者也受到相应的处罚。康熙皇帝从严整饬吏治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