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很容易看出关于自由（我把它解释为在特定情境中做最想做的能力）的形而上学考虑如何同表扬与谴责、责任与奖励的问题搅在了一起。我们会认为泄露同伴名字的人是有责任的，因为泄密将导致比他自己被杀更坏的后果。在谴责或惩罚这个泄密的军人时，有一种功利的意图：这将促使其他军人保持坚定。而谴责一个人把慈善团体的钱给了歹徒以保全性命，就没有这种意图。即使丢掉性命的结果不是歹徒抢到了钱，也依然如此。除非这些钱价值连城，那人们倒是有可能说丢钱强似丢命。
人们没有必要去期待使人们负责任的那种坏结果。一个人也许忽略了，也许粗心，也许仅仅是不走运。设想闹市中的某个人，忽然看见不远处的一位朋友，他朝朋友跑过去，想在他消失之前抓住他，与他共饮一杯。就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个人跌倒了，并伤到了一个小孩。我们认为他负有责任，不是因为他有意弄伤小孩，而是因为他在做极可能会导致那种后果的事。如果这个人知道这个后果的可能性，我们说是他粗心，如果他没考虑到这些，但他应该考虑，我们便说他忽略了这种可能。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认为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么做显然有一种社会的功利考虑在里头。要人们为忽略了的或粗心的行为负责会减少忽略的或粗心的行为：它促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后果，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后果的话，而且它还会促使人们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