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权神授”的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这都是对地方“封建割据”的一种反叛和革新。“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现代理念开始出现。[3]
广大民众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民主、宪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并要求依法治理，革除专制特权，确认人民的政治、经济等各项权利和自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从君主立宪和分权原则出发，提出“为制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较早的权力制衡思想；而思想家卢梭则直接把法治同民主共和国联系起来，认为法律是人民“公意”的表现，“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就称之为共和国”。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思想家所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法治原则，体现在最早的一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例如，富有代表性的法国《人权宣言》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