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注，先于《史记》注而出。东汉末年，已有服虔《汉书音训》、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更是注家蜂起，一时成为“显学”。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论《汉书》说：“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称，东晋蔡谟作《汉书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果真如此，则至南朝陈朝时，已不止二十五家了。早于《史通》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书》注只有十八家，蔡谟集解已不见著录，可见已有不少散佚。唐太宗贞观年间，颜师古（581—645年）秉承“《汉书》学”的家学传统，在前人所作二十余种《汉书》注的基础上，撰成《汉书注》一百二十卷。颜师古的《汉书叙例》阐述了注解《汉书》的历史，说明了他注《汉书》的体例和要求，文末附录了注释诸家的名氏、爵里，是一篇关于史注的重要文献。颜师古的《汉书注》十分明确地注意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旧注的处置：凡认为恰当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凡意有未伸者，“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凡“越理乱真”者，则“匡而矫之，以去惑蔽”；凡“泛说”“芜辞”“徒为烦冗”者，一概不取；凡旧注阙漏者，则“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第二，是对“六艺”之文的态度：不“追驳前贤”，也不“曲从后说”，而“各依本文，敷畅厥指”。第三，对原书纪传表志所记“时有不同”者，或“笔削未休，尚遗秕稗”，或“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都“穷波讨源”，予以甄释。颜师古给自己提出的这些目标和要求，足以说明他的严谨和博洽。《汉书》颜注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字音、字义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坚深；二是不脱离原著，“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岐路”，反对注家“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124]。史载：《汉书注》出，“大显于时”，时人称颜师古为“班孟坚忠臣”[125]。《汉书》颜注是当时以注音、注义为重点的这一注史流派的最高成就。颜师古注《汉书》的同时，或稍在其后，唐人为《汉书》作注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的，还有刘伯庄、敬播、姚埏、李善诸家。宋、明的《汉书》学侧重于校订。到清代，对《汉书》的释义又为学者们所重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先谦（1842—1917年）刊行了他撰的《汉书补注》一百二十卷，在当时可谓颜注之后的集大成者，成为研究《汉书》和《汉书》学以至研究西汉时期历史的必读之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汉书》，因《补注》文字浩繁，仅析出颜注注文，按段落编于正文之后，如同点校本《史记》的三家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