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部之书，其属于哲学部分——如儒、道、墨诸家书，为哲学史或思想史之主要史料；其属于科学部分——如医术天算等类书，为各该科学史之主要史料；此众所共知矣。书中有述及前代史迹者，当然以充史料，又众所共知矣。然除此以外，抽象的史料可以搜集者盖甚多。大率其书愈古，其料愈可宝也。若夫唐宋以后笔记类之书，汗牛充栋，其间一无价值之书固甚多；然绝可宝之史料，往往出其间，在治史者能以炯眼拔识之而已。
集部之书，其专记史迹之文，当然为重要史料之一部，不待言矣。“纯文学的”之文——如诗辞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自居易诸诗，专记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章学诚云：“文集者，一人之史也。”（《韩柳年谱书后》）可谓知言。
非惟诗古文辞为然也，即小说亦然。《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小说且然，他更何论，善治史者能以此种眼光搜捕史料，则古今之书，无所逃匿也。